Kenneth Ch’en 后来成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英文写作者，也曾是普林斯顿大学宗教学教授。但他的起点离常见的名校故事很远：父亲在十九世纪末从中国南方来到夏威夷谋生，他本人于1907年出生在 Waipahu 的稻米种植园，家里没有电，也没有自来水。
读夏威夷大学时，他在菠萝罐头厂办公室工作补贴生活，主修历史与政治学。之后，一笔奖学金把他带到中国燕京大学。在那里，他继续读书，也认识了学习中国文学的赵瑛，两人于1935年结婚。求学、家庭和跨太平洋迁徙，从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。
他后来依靠奖学金进入哈佛，在1946年获得佛教与印度学博士学位。此后的一段时间，一家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辗转；局势变化后，他回到美国任教，先后在哈佛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。1961年，他接受普林斯顿的职位，举家搬到新泽西。
在普林斯顿的十年里，Kenneth Ch’en 获得 Guggenheim 和 Fulbright 资助，被授予讲席教授职位，也获得校内教学荣誉。1965年，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他的《Buddhism in China: A Historical Survey》。这本书让他多年积累的研究进入更广泛的英语学术世界，也让一段始于移民劳工家庭的经历，变成北美亚洲研究史的一部分。
但儿子 Leighton Chen 进入普林斯顿后，面对的是另一层问题：进了大学，并不等于自然拥有归属感。官方报道记录，他所在的一届约745名学生中，亚裔学生只有七八人。他回忆自己没有在本科阶段遭遇明显的种族敌意，却仍感到处于边缘。让情况发生变化的不是一堂关于身份的课，而是自行车队。
教练 Al Povey 看出了他的潜力，在冬天单独训练他。此后，普林斯顿五人自行车队连续处于全国大学顶尖水平，Leighton 也在大四春季拿到全国大学锦标赛个人第一。运动没有替他回答所有身份问题，却给了他一个可以共同训练、共同承担结果的位置。毕业后，他成为研究化学家，职业后期在新泽西 Bell Labs 从事技术整合与评估。
多年以后，这个家庭与普林斯顿的关系并没有停在毕业证上。Leighton 和妻子 Kay 曾住在新泽西 Marlboro，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先后就读普林斯顿。退休后，两人搬回校园附近，支持校内亚裔美国研究，并以 Kenneth 和 Leighton 的名字设立基金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既是纪念父亲，也是希望后来学生更容易看见亚裔美国人在学校历史中的位置。
这个故事不是“一个家庭三代都进名校”的成功模板。更值得留下的是三种不同的努力：第一代靠奖学金和劳动进入学术世界；第二代在少数身份中寻找团队和归属；后来的人则把个人记忆变成课程、研究与公共档案。名校只是三代人交会的地点，真正延续下来的是他们如何理解教育、身份和被历史看见。